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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西南联大”话题再现 专家:应学制度非重修牌子


[摘要]教育专家熊丙奇表现,学习西南联大,应该学习其制度,而不是重修一个“西南联大”的牌子。若是没有制度办学的精神,即便有再好的办学条件,也办不成好的大学。

“重修西南联大,可以使得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雄厚资源,以及遍布天下的西南联大良好人才有了对西南联大现实的依托,进而实现昆明市科技、教育、文化资源的跨越式生长与提升。”

克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集会昆明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集会在昆明召开,民盟昆明市委向大会提出了关于“重修西南联大,并将‘西南联大故乡’打造为昆明的文化标识性符号”的建议。

在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起西迁,至云南昆明等地办学,改称国立西南团结大学,抗战竣事后迁回原址。这所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的特殊的大学尔后成为国人心目中对于大学造就精英人才的最好注释。

今年恰逢西南联大建立八十周年,民盟昆明市委这一重修西南联大的建议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讨论。

曾任云南省政协第八、第九、第十届委员的张亚光在2008年就曾向云南省政协提出过类似建议。

在张亚光看来,重修西南联大,是为了传承一种精神。他告诉汹涌新闻,我们现在的大学造就不出大师,不是由于条件欠好或情况欠好,而是缺乏西南联大的精神。

不外,作为西南联大的研究者,《西南联大:战争与革掷中的中国大学》作者易社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现,西南联大不是一下子出来的,有三四十年的“铺垫时间”。恢复西南联大是不行能的,现实上最后会把“西南联大”那么伟大的名字酿成一个笑话。

天下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以为,不应强调西南联大的作用,“重修西南联大目的是好的,现实是做不到的,这是不行能的,是不行复制的。”

教育专家熊丙奇 (微博) 表现,学习西南联大,应该学习其制度,而不是重修一个“西南联大”的牌子。若是没有制度办学的精神,即便有再好的办学条件,也办不成好的大学。

民盟昆明市委关于重修西南联大的建议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讨论。

“在废墟里也要上课”

西南联大降生于战火中。

卢沟桥事情后,抗日战争周全发作,众多华北及沿海都会高校、研究院所纷纷南迁、西迁。

1937年8月,其时的教育部门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暂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发展沙暂时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938年4月,长沙暂时大学分三路到达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团结大学”。由于昆明校舍重要,文法学院暂居蒙自上课,8月迁回昆明。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宗璞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一种生活自由的紧迫感,让人不能懈怠。

“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难题,从未对教和学有一点松懈。一九三八年,师生步行从长沙经贵阳,跋涉千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昆明,五月四日就最先上课。一九四二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屡见不鲜,是天天的必修之课。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野,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据联大李希文校友影象,冯友兰先生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这表现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在废墟里也要上课。”

1946年7月,三校迁回原址,云南师范学院留昆旧址自力建校,命名昆明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旧址已列为天下重点文物掩护单元。

这所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的大学,造就出了大批良好人才,至今令海内高校难以望其项背。

在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等一大批名师的教授与熏陶下,西南联大的结业生中,降生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手艺奖获得者、173位“两院”院士,在天下享有盛誉。

“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绚烂”

希望重修西南联大的想法,近三十年来应当没有中止过。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生长对精英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越发受到重视。在一轮又一轮对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中,在社会各界实验求解钱学森之问的历程中,西南联大被重复提及。

易社强2013年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提及,上世纪80年月有一批昆明人想恢复西南联大。

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科学时报》(现为《中国科学报》)上刊文,“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绚烂,有须要重修西南联大。”

邹承鲁提出,西南联大在昆明原址重修。在建设经费方面,建议由国家投资,云南省政府也应该给予须要的支持。在校务治理方面,建议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各抽一部门气力配合来重修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由三校各出一名向导干部建设校务委员会向导全校事务,由一名校务委员主持一样平常事务,云南师范大学也可以到场向导。在师资配备方面,他建议西席队伍中除一部门专职西席外,由三校推荐本校的优异教授作为特聘教授,轮流去西南联大授课,每人每次约一年左右。

此外,邹承鲁进一步提出,西南联大的成就源于其浓重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民风。昔时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头脑自由,对种种学派的教授兼容并包,贯彻的是百家争鸣的办学目标。

因此,他以为,“新建的西南联大不仅是在西南地域新建一所一流大学以提高西部地域的教育水平,而是应该新建一所恢复其时西南联大优异传统的大学,因而有天下甚至天下影响。”

在邹承鲁看来,所谓重修西南联大,实质是恢复对高等教育的宽松政策,不外多干预干与学校治理和教学的方式。

2008年,张亚光也向云南省 两会 提交提案,建议“恢复西南团结大学”。

张亚光以为,云南昆明的高等教育事业生长迅速,但与都会的生长需求相比,高等教育尤其是品牌大学,仍是稀缺的资源,建设品牌大学,是培育昆明都会精神、建设云南文化强省的需要。云南应以开办品牌大学为宗旨,借西南联大的品牌,吸引海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招收高素质的学生,造就一流的人才,吸引社会资金建设一流的大学。

他在接受汹涌新闻采访时表现,西南联大的传统精神,是一笔很是名贵的财富,“谁人时间西南联大的学生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去修业,他们有艰辛奋斗的精神,有强国的信心和信仰。恢复西南联大绝不仅仅是把这个牌子拿过来,而是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

张亚光以为,可以把恢复西南联大作为教育革新的突破口,首先实现蓬勃地域和偏远落伍地域教育的互联互通,其次是思量教育应当以造就什么样的学生为目的,“不是用分数来评价,而是要把造就有报国心的人才作为目的。”

2013年1月21日,云南省昆明市,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旧址。 视觉中国 资料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长资源”

今年3月,民盟昆明市委的建议再次将重修西南联大的话题推到聚光灯下。

在民盟昆明市委看来,重修西南联大,不仅是由于它“是教育史、科技史上的事业”,“这块金字招牌可以用来助推昆明的建设,把文化的影响力转化成经济生长的动力”。

3月21日,民盟昆明市委秘书长徐萍告诉汹涌新闻,建议脱胎于民盟昆明市委在去年的一个重点课题——打造“西南联大故乡”。

“文化是都会的灵魂,也是都会的亮点,现在昆明市很是注重历史文假名城掩护,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徐萍说,民盟昆明市委选择这一课题是想要在文化旅游方面,把传统资源酿成现实生长资源。

云南网报道称,在昆明历史文假名城掩护和生长中,西南联大的品牌影响力没有从校园和学术里走向无围墙的都会公共文化,没有转化为一种都会气质和形象,存在着遗产掩护不力、景点没有震撼力、整体计划引领缺失、资源使用和转化使用率低、在都会宣传、旅游及文化运用中缺位等问题。可使用现有的西南联大遗址,进一步打造西南联大文化传承的载体,与新建的西南团结大学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新世纪教育革新的先行者。

民盟昆明市委建议,尽快将“重修西南联大”提升到市委市政府的议事议程上,制订相关计划。同时争取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的支持,团结体例重修西南联大的建议案,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建议将“西南联大故乡”品牌打造为昆明的文化标识性符号,与“春城”品牌相呼应,将西南联大文化资源转化为昆明生长的现实性资源。打造以“国立西南团结大学旧址”为焦点的翠湖片区,并与“云南大学文物掩护区、翠湖的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形成整体联动开发,将其纳入翠湖“一文一武”的总体计划建设,最终打造以翠湖片区为焦点的,有震撼力的文化休闲街区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此外,建议推出“寻访西南联大故乡”旅游线路、项目、旅游产物,走联大路,探访原址、体验故宅,听听故事,使旅游者感受西南联大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使寻访西南联大故乡旅游项目成为昆明游由“过田地”回归为“目的地”的精品旅游项目。

图为国立西南团结大学纪念馆内的展品。 视觉中国 资料

西南联大“是不行复制的”

包罗宗璞和易社强在内的一些人以为,重修西南联大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宗璞在《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一文中感伤,在学校里,炸弹也好,贫困也好,教只管教,学只管学。那种艰难,那种高昂,铭肌镂骨,成为永恒的忖量。

“现在有人无邪地提出重修一所西南联大,以发扬她的精神。照旧那几个少年时的朋侪一起谈论,都以为那是完全不行能的。情形完全纷歧样了,情况也纷歧样了,人更纷歧样了。”宗璞写道。

易社强也在受访时谈到,西南联大跟现在完全纷歧样,历史情况差别、大学规模也差别,“一万两万这么大的大学不行能有一千人那样一个小大学的相处感”。而且西南联大不是一下子出来的,有三四十年的“铺垫时间”。

“上世纪八十年月有一批昆明人想恢复西南联大,我一听我就反感,我说你想恢复西南联大是不行能的,现实上最后会把‘西南联大’那么伟大的名字酿成一个笑话。”易社强说。

葛剑雄向汹涌新闻表现,不应强调西南联大的作用,若不是由于抗战,昔时的学生们不会到昆明去。西南联大学生们的投笔从戎和伟大成就,这不仅仅是大学造就的,更是时代配景作育的。

他说,重修西南联大“目的是好的,现实是做不到的,这是不行能的,是不行复制的”。

针对民盟昆明市委提出的以重修的西南联大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教育基地,强化昆明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中央职位一说,葛剑雄还指出,“增强对南亚东南亚的吸引力,不是通过一个‘牌子’就能实现的。”

东方网在今年3月21日的谈论文章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大学和当今的大学相比,有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去行政化,那时的许多大学教授是以做官为耻的,他们品评官员的疾言厉色,今天还经常为人所津津乐道,西南联大也不破例。现在天大学非但不是去行政化,反而是在不停强化行政化。

“与其建一所同床异梦的西南联大,还不如不建。”文章称。

针对重修的可行性,另有一些网友提出了疑问。例如:重修工程能否获得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支持?就三校的教学结果来看,学校的师资是否能到达先前的水平?

对此,民盟昆明市委参政议政部事情职员表现,建议只能做出呼吁,争取国家和地方的支持,“在一个地方建大学,在那里建,怎么建,多大规模,是国家层面来决议的。”

让大学“按教育的纪律生长”

显然,难以复制的不是西南联大校址,而是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

比起重修的话题,怎样延续西南联大精神,在新时代开办出一所或几所能够造就精英人才、造就大师的高等院校,是更为紧迫的话题。

在熊丙奇看来,西南联大虽然其时处在条件很是艰辛的时代,可是它遵照了大学的办学纪律,这是其乐成的要害。

这些纪律包罗:制度办学,学校有办学自主权;学术自治,由教授卖力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运动;教授治校,真正施展教授在治校中的作用;学生自治,学生通过自治来维护权力,举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治理。

“建设一流大学,都需要这四个纪律。”熊丙奇以为,重修一个“西南联大”的牌子,不如学习西南联大的现代大学制度,若是没有制度办学的精神,即便有再好的办学条件,也办不成好的大学。

他还提出应当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建设现代治理结构等建议。

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则在接受汹涌新闻采访时谈到,西南联大身处战乱中,正是由于有了好先生、高的师生比、没有什么行政干预这三条,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岑岭。

“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就是要让好的先生和学生,充实接触,按教育的纪律生长。”朱清时说,“我就想,我们在新时代应该重试一下西南联大的这种做法,况且我们另有比他们好得多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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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3-27 15: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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